最后一刻放弃了。克罗夫的名字仍然在下面。

但再往后，本该记载那一周明细的两张纸被人割走了。第一百一十七页尚存，后面的第一百一十八页和第一百一十九页则不见了踪影。

切口贴近书脊，边缘平整，动手的人用锋利的薄刃沿着装订线割下那几页，没有留下多少毛边，相当耐心。

“这些账册一直由谁保管？”埃利奥特问。

“现在由克罗夫保管。十八年前，大概也是。”

“那么缺失的账页——”

“可能是他割的，也可能是别人割的。”我合上账册，“保管钥匙的人最容易销毁证据，也最容易替真正销毁证据的人承担怀疑。这两者并不冲突。”

埃利奥特盯着克罗夫的副署看了几秒：“至少他知道钱去了哪里。”

“当然，他是律师。律师可以不知道一个人为何死去，却很少不知道他的钱去了哪里。后者通常有凭据。”

我们在克罗夫的房间找到了他。他正在整理文件，外套搭在椅背上，袖口挽起，桌边放着一杯冷透的茶。他看见我手中的账册时，脸上没有惊讶，像是早就料到我会拿着它来找他。

“您找到信托账户了。”他说。

“是你把账册交给我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但你没有告诉我该看哪一页。”

克罗夫摘下眼镜，用手帕慢慢擦拭镜片。

“如果我直接指出那几页，您会认为我试图引导您。”

“现在我依然可以这样认为。”

“所以我没有任何正确的做法。”

“律师很少有，这也是你们收费昂贵的原因之一。”

克罗夫重新戴好眼镜。他没有笑，但似乎也没有被冒犯，只是伸手接过我推到面前的账册。

“那些转款是老伯爵授意的。”他说，“当时庄园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。两处矿场停工，南部土地连续歉收，债权人已经开始催款。伯爵认为，那只是暂借。”

“克莱门特知道吗？”

“一开始不知道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壁炉里的火光映在克罗夫的脸上，明暗交替了一瞬。

“后来他发现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我问。

“他死去的前一周。”

我想起那几笔异常的转款，也想起那封冒用克莱门特姓名的信——查清我的钱去了哪里。

“塞巴斯蒂安亲自签了字。”埃利奥特说。

“他那时二十七岁，已经替父亲处理大部分庄园事务。”

“他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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